拍品名称：

沙耆 1987年作 港口

图录号：

54

年代：

艺术家：

沙耆

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77×117cm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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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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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722223
USD：92378 GBP：0 EUR：0

拍卖公司：

西泠拍卖

拍卖会名称：

西泠拍卖 2007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专场名称：

名家西画作品专场 总成交额：2254.01万元 成交率：61%

拍卖时间：

备注：

声 明：

附沙耆之子与作品合影。
超现实主义的生命存在
—沙耆生平及艺术
◎胡志弘
沙耆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并不多见的特殊个体。
正如水天中先生所述：“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存在着一批‘被遮蔽’的画家。对他们的‘发掘’和研究刚刚开始。例如由于疾病而隐居乡间的沙耆；英年早逝的张纤、顾了然；去国离乡的常玉、朱沅芷；在政治运动中被排挤的李骆公、李青萍……如果继续无视他们的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对中国油画的历史得到完整的认识。”
如果想要洞察沙耆艺术，却漠视或者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或者只是单纯地从技巧入手，则永远也打不开“窥视”的窗口。
我试图把沙耆具有“超现实主义”意义的人生分作五个段落。当然，这样机械地划分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传奇式艺术家的一生多少具有盲目性，但对我们剖析其人生和艺术的发展，则无疑提供一个标尺。
这五个段落是：
1914年至1936年——20年颠簸，
1937年至1946年——10年倜傥，
1947年至1979年——30年沉寂，
1978年至1997年——20年绚丽，
1997年至2005年——生命永续。
沙村是一个平和美丽的山村。1914年3月3日，沙耆就出生在这里。在出生30多年后，他曾用一个艺术家的目光这样描写了自己的家乡：
“从塘头街沙河塘的溪滩上，望到街头的一条岭下面沙河塘岩。晚秋的太阳照在塘下的岩上，照在岭上，照在沙滩上，寒光干燥而慈祥，浣衣妇和水上的倒影，肉感且生动……”
童年的沙耆体弱多病，爱好也与其他孩子不同。在留世极少的文献中，目前发现惟一一处有关其幼年时期“唯爱画画”的细节，就是比利时艺术评论家司蒂凡在1942年为沙耆在比利时“小画廊”画展作序时所写的：他爱去造房子的工地，那些工匠们都十分喜欢他，尤其是一位雕刻师傅，他教沙耆用黏土或树根做一条龙或者是一个长了腉子的精灵，转着可怕的双眼驱赶妖精。
1931年，高中毕业。沙耆告诉父亲自己从事艺术工作的愿望。和当时天下其他父亲一样，沙松寿也不愿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族兄沙孟海发现了沙耆的艺术才能，随后说服沙松寿。
从此，走出沙村的沙耆转辗于杭州、上海、南京，开始追寻自己的艺术之梦。
1933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沙耆因政治原因被捕。虽然，一个月后即通过杜月笙帮助出狱，但这一经历给年轻的沙耆带来了一生的阴影。自云：“使我感到莫大的痛苦，我在精神上负着人类最大的负担。”
从1936年底，深得徐悲鸿先生赏识的沙耆，怀揣着恩师徐悲鸿和学长吴作人的书信，第一次离开父亲的庇护，告别新婚不久已有身孕的妻子，前往比利时留学。
从1937年至1939年，沙耆在皇家美术学院连获油画首奖、泥塑首奖、素描首奖，并以不易多得的“优秀美术金质奖章”毕业，引起比利时美术界的惊异与重视。
此时的沙耆依然秉承徐悲鸿写实主义的风格，但已无法消弥如大潮风卷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这从当时人们称赞沙耆的语言中可得一斑：此时作品“使人唤起一种崇高的印象，用笔如神，令人想起中国古代佛教美术的影响。沙耆诚足为一卓绝的人物画家。而另一方面的水彩画却有着蝴蝶般的美和流动性，如‘卖花车’，这是一幅五光十色的有价值的印象主义作品，实为法拉蒙（Flamand）派的画家。”
1941年，沙耆在“小画廊”举行作品展后，艺评家史蒂凡更是如此评论他：“我们不能再把沙耆的艺术当作一个新发现了。”
在这篇评论中透露出了沙耆在直接接触到西方大师作品后所受到的冲击。委拉斯贵兹、伦勃朗、戈雅等等，他们的作品基本倾向于人性的、宇宙的、大自然的、浪漫的、印象派的。这显然与他最初接受的写实主义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
渐渐地，沙耆创作的题材开始摒弃他出国之后一直延续的中国题材，开始转移到身边的生活中，融入到西方的主流社会。
1941年7月，沙耆首次发病于沙布隆圣母院，但很快病愈出院。
而当我们阅读史蒂凡1944年为沙耆个展撰写的画评时，则可以重新认识沙耆了：
“沙耆，我们无须再论了。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他的横溢的才华、他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出来的顽强和超凡的气质，使他赢得了一致的赞赏和好感。”
而比京晚报则载文称：
“在油画上，他的有德性和有经验的修养，近似于法拉蒙派的卡叔尔（Ar.Carsal）和爱顿贝菲德（Etanges Baifar），实可与大画家勃朗乔（Boulsn Zer）和巴斯天（即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媲美。”
但不幸的是，1946年，沙耆的精神病再次发作，在大使馆安排下抱病乘法国邮船桑对号回国。
从此，布鲁塞尔不复再有沙耆的影子。
1946年11月，沙耆重回上海。
邮轮抵沪后，沙耆没有见到等了10年的梦景—妻儿相伴，即再次发病。
沙耆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沙村，从此进入了沉寂落寞的三十年。
闻知沙耆回国后，时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徐悲鸿即给沙孟海先生写信，在寄来药物的同时，聘沙耆为教授，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将为其保留教授之位。
但疾病无情挡住了沙耆北去之路。
儿子成了回到家乡的沙耆精神上的依托，但他仍然念念不忘妻子。对妻子思念之情的日积月累，如同火山之喷发，无法抑制时，他要么付之于笔端，要么就是间歇性地发作。
其间，他在祖屋“藜斋”创作木板壁画，一组十幅。所有见过这组木板画的沙村人都认为，画面上的主人公就是他的妻子。
“这组壁画画在二楼的板壁上。沙耆显然依然缅怀着欧洲神话中的美女和英雄。画面的整个基调虽然出自欧洲的文艺复兴传统，但在表现手法上却自有沙耆的独到之处。画中的人物，带有中国女性的特徵：他们体态丰腴又均细短小，面部也比较平坦。这种带有一定自喻色彩处理神话题材的手法，不仅表明他对浪漫主义和象徵主义—如戈雅和孟克艺术的挚爱，也体现了他对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社会身份的一种展示。”
1949年12月，与妻子协议离婚。从此，沙耆在母亲、姐夫和族人的照料下，在乡间生活。
期间，沙耆几乎日日奔波于整个大嵩乡范围内的学校、大队、公社，因为只有在那儿才能找到他释放激情、聊以生存的工具：墨汁、毛笔和纸。以至于师生、工作人员避之不及。情急之下，沙耆也曾乘人不备“偷窃”试卷和信纸，以致被人追讨。特别是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纸更是所有读书人的立身之本。
因为没有纸，沙耆就将书刊、报纸、墙壁、板壁、竹席、家具杂物当作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宣纸和油画布，尽情挥洒，也留下了让后人感叹不已的历史遗迹和记忆。
沙村30年，沙耆寄生僻壤，与世无争。他寄情于世界，世界却忘记了他，但却因祸得福，让他远离了政治风暴、远离了高大全式的政治图腾、远离了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海洋、远离了为了自由与尊严甘愿付出生命的煎熬，而活在了自己的世界之中。
1978年，沙孟海先生重获“自由”后，开始积极筹办沙耆的“复出”。而自此，沙耆也开始了他艺术最绚丽的20年。
1980年初，其子沙天行与沙孟海、史永和陈修良商洽为沙耆筹办画展，此举得到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院长，浙江美术学院莫朴院长等的指导和帮助。
同年7月，仿佛冥冥中的约定，东钱湖旁的韩岭村中一个年轻人余毅得以结识沙耆，并拜其为师。
入驻余家后，在儿子沙天行的资助下，沙耆在间隔了数十年之后重新拿起油画笔，开始了他令后人眩目的创作。
1982年 5月18日， “沙耆画展”作为内部观摩在杭州浙江文化会堂（现为浙江展览馆-编者）揭幕，引起强烈反应。
而此时沙耆喜欢在笔记中自誉“主席”、“将军”、“上帝”、“皇帝”，在画作中也多题“浙江省长沙耆”，甚至于平日言谈中也以“省长”自称。这种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呓语，无疑妨碍了他在八十年代初重返艺术圈的社交活动，也令沙孟海十分苦恼。
沙耆的这种妄想症随着他对家庭、婚姻问题的困惑而日益加剧。他有时表达在笔记中，有时写诸于书画的落款上。
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沙耆先后赴嘉兴、莫干山、天台山、天童林场、长白山等地，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纵情山水之旅。其间创作了大量作品，散落于民间。
1986年，创作《静物》。这是一幅处于晚年变法临界点的经典作品。
每年余家杀鸡过年拜佛，沙耆必先对着供品画画。画家用画笔挑起颜料，不可抑止地急速向画面抹去。画面中尚在滴血的公鸡的羽毛急速向外飞扬。血已尽，但生命的张力却无可抑制，使画面呈现出了一种抽象表现主义的特徵。
而此后，沙耆更是走向写的疯狂，他的画“被阳光浸泡着，被燃烧的色彩的点燃着，被颤动的空气扫荡着，被疯狂的生命之光鞭打着”，最终，令人眩目般地汇集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于一身。
西獈印社此次推出的沙耆作品中，《黑陶里的映山红》、《菊花与蟹》、《隔壁的女邻居》这三幅作品显然都应该是沙耆80年代中晚期处于变法初期的作品，也都应该为其客居韩岭时所作。《黑陶里的映山红》创作于1984年春，作者把这捧生命之花放置于简陋的空间里，缤纷的、粉红的映山红和枝头翠绿的强烈补色的运用，传递给观者的不是愉悦，而是一种压抑。而些许的落英更寄托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暗示。这幅后印象主义的作品，应该是晚年沙耆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1989年之后，年事渐高的沙耆已较少出门写生，但手中画笔从不停息，创作了大量人物、静物。
1995年，最后一幅写生作品《风景》，在余家庭园内创作完成。
1997年3月，由于脑中风，被儿子接往上海田林医院住院治疗。从此长卧病床，放下手中画笔。
2005年2月15日，沙耆因心力衰竭，在上海田林医院病逝。
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传奇落幕了。